《关于女儿》是一本假想的母亲心灵史。韩国作家金惠珍站在女儿的角度，试图解释母亲为何总是不能理解女儿的选择。这个故事关于母女，又大于母女。掀开母亲层层叠叠的不解，底层铺满女性共有的不安全感
六十岁的母亲，靠着丈夫留下的老屋收取不多的房租生活，同时在疗养院工作维持生活。三十岁的女儿在大学当编外讲师，因为同性恋人和母亲闹翻，在外独居多年。女儿因为参加针对学校的抗议活动，工作和收入岌岌可危，不得不向母亲低头，和恋人一起搬回家中。母亲不得不重新面对她不理解的女儿，内心开始生发无穷无尽的感触。
“在故事里，是60岁的母亲望着30岁的女儿，而在生活中，是30岁的她在望着60岁的母亲。”在邮件采访中，韩国作家金惠珍这样描述她写作时的视角。
“我认为，用母亲的视角可以更加现实地、戏剧性地表达、展现出这些问题。如果是女儿，不是更容易放弃理解母亲这件事吗？但是母亲为了理解女儿，好像会更加努力。”
韩国心理咨询师金志允在母亲去世后写下《母女的世界：爱与憎的矛盾体》，美籍韩裔作家米歇尔·佐纳
在母亲去世后，一边回忆与母亲争吵撕打的过去，一边站在充满韩餐气味的美国亚超里哭泣。上野千鹤子与母亲的和解同样在母亲死后，基于她回忆中的母亲的“成长”，“在我原谅母亲、被母亲原谅之前，她已经走了。时机已经错过了吗？可是，死者也会成长。女儿的母亲存在于女儿的身体之中。在与她的反复的对话中，我体内的母亲在慢慢发生变化。”
女儿视角的叙述总带有天然的正义感，女儿的年轻和自由代表先进，母亲的衰老和固执则意味着陈腐和落后。母女之间的和解，如果有的话，也像是女儿的单方面让步。母亲就没有拥有自己想法的权利吗？当故事线顺着母亲的内心独白游动。把母亲放在理所当然的主角位置，意味着只要你读下去，就必须经历和母亲一样弥合认知差异的痛苦，绝不可中途放弃。
女儿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搬回家住的。故事中，她和母亲第一次见面是为了借钱”高级又小众的网名女一个60岁母亲。母亲走神了，盯着女儿磨损的运动鞋和脱线的牛仔裤看，冒出来的不是心疼而是烦忧：“为什么要将他人无须知道的私事这样大剌剌地展现出来？为什么放任他人误会自己呢？为什么无视高雅端庄、整洁利落这些任谁都会奉为圭臬的价值？”这听起来很像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里脸谱化的打压式母亲。然而，母亲并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从这里开始，金惠珍开始以一种残酷又温柔的笔调，剥离出情绪背后，母亲的真实一面。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母亲，对传统家庭的稳固性有着白日梦一般的执着信念。她对“正常”的定义结合了东亚儒家传统和资本主义社会对女性的双重要求：结婚生子，事业稳定。短命的丈夫在世时，一直在遥远的中东国家务工，母亲生下孩子半个月后才和丈夫取得联系，丈夫给女儿起了个她不喜欢的名字，她也接受了，因为她一厢情愿地希望“让他知道我们身处名为‘家庭
的坚实稳固的篱笆内”。那一年，这位孤独的母亲也刚刚三十岁，拥有稳定的教师工作。
如今三十岁女儿似乎离这条路越来越远，她与同性恋人同居，绝对没有生孩子的可能性，为少数群体发声，不惜拿自己的工作冒险。母亲把女儿的人生选择当做一种忘恩负义，“女儿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在我的生命中诞生以后，有好一段时间都在我不求回报的善意和照顾中成长。然而现在，她却表现得与我毫不相干似的，好像她是自己出生、自己长大成人的，一切均凭自己下判断、做决定。”
母亲视线从养老院辛苦的工作开始，接着转向风雨飘摇的出租屋，占比最少的反而是搬进来的女儿和她的女朋友。
但母亲的视线无论转向哪里，尽头都是望着女儿，生出一串串痛苦的，不容辩驳的问号。抽象的“不理解”从具体的物体、气味和画面里延伸出来。
这位母亲的心里充满质问，全部投向“为什么不能平凡生活”这个靶子。一个女儿不在家的早晨，母亲和女儿的恋人小雨在早餐桌前对坐。她忍不住对面前这个寄人篱下，逆来顺受的女孩爆发出质问。我数了数，短短几页间出现了15个问号。“可是我的女儿为什么要在又脏又热的路边白费力气，浪费时间？知道我看到之后作何感想吗？”“想要的人生？你爸妈知道你是这样过日子的吗？到底哪种父母会接受这种状况？你以为人生只关乎自己一个人吗？那种人生根本不存在。”
有趣的是，中间有些话她忍住没有问出来，“我还要听你们说多久？”“漆黑的夜里，你们两个并肩躺着时在做什么？丈夫和我给予对方的欢愉，你们也能模仿得来吗？就像你父母生下你，就像我们夫妻俩生下女儿一样，你们也能拥有刚好各像彼此一半的子女吗？”故事里，类似突然收住的地方不少，常常夹杂在一连串充满压抑的质问中，像戛然而止的气口，打断母亲情绪施暴者的形象，将她悲悯地放回普通人的位置。
如果想象自己和母亲发生这样一段对话，会清晰地意识到，这些气口背后的补白在母女的日常中是不可见的，或者被拒绝听见，因为它们太熟悉，太刺耳，太令人心痛了。
金惠珍认为，母女之间无法达成理解的原因是距离过近，“母亲和女儿似乎比谁都了解对方，比谁都亲近，所以好像更加不能客观地看待彼此。就像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事物的本质一样。虽然人每天都在变化、展现出新的模样，从而变得更加生动，但母亲和女儿似乎把彼此局限在自己的偏见和固定不变的想法中。”通过把不可见的部分摆在台面上，金惠珍也在寻找通向自己母亲的渠道，“也许我也是想通过这部小说进一步了解我自己的母亲。”
在女儿连续多日深夜归来的一个晚上。母女之间爆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争吵，照例以女儿的沉默结束。故事在这里打破了线性叙事，母亲突然想起多年前女儿第一次坦白恋情搬出去家门的那个夜晚，她找到女儿的房间，质问她为何要过这样“不正常”的日子。此后的很多天里，她反复在别人欲言又止的询问里猜测别人的眼光，语调和背后议论，都是害怕被人看做“不正常”。
我问金惠珍，为何母亲执着于让女儿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金惠珍的解释是，与旁人不同意味着“被社会疏远，甚至受到歧视”。另外，对“正常”的执着与母女两人的现实处境有关，她们是两个没有安全网的女性，“母亲是寡妇，做着低收入的疗养保护师工作；女儿在大学担任非正规职位的兼职讲师，女儿的另一半也在餐厅做着低收入的厨师工作”。
母亲自己也没靠循规蹈矩过上平凡的人生，所以更加恐惧不平凡指向的不安全。
如此看来，女儿究竟是不是性少数群体倒不重要了。“酷儿”这个标签可以替换成任何背离母亲期待的部分。换到任何一个女儿身上，从出格的发型，夸张的妆容，到不够优秀的男朋友，不稳定的工作，这些是母亲眼中的危险信号，意味着被开除出正常人的行列。
我们要关心的不是何为“不正常”，而是为何女性如此容易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被排斥在主流认同之外。
跟充满冲突的母女相对照，书里还有另一对耐人寻味的“拟制母女关系”，母亲与她在养老院照顾的老人珍。
珍出生于韩国，在美国读书，归国后活跃在社会活动领域，领养孤儿、为移民权益奔走、大胆发表政见。如此精彩的人生，最后的结局是在养老院孤独等死。珍从年龄上相当于祖母，她的人生选择却和孙辈的女儿相似。
在和珍的关系里，母亲怀着照顾幼年女儿的心情看护老人，少了母女之间焦灼的情绪拉扯，更深层情绪底色浮现出来——在不解背后，其实是担忧、恐惧和无法割舍的爱。
当她在质疑珍那些没有回报的付出，仿佛也在说为同事奔走呐喊的女儿，“我的天啊。那女人怎能数十年来持续做着这种荒唐至极又令自己心寒的事情？”“为什么任意将年轻时期那珍贵的力气、热忱、心意和时间分享出去呢？”由此，她更加坚信自己为女儿选择的道路，“倘若我必须且又有能力将如此贵重的东西给予某人，家人会是唯一人选。只能是与我共享呼吸、体温、血肉的子女。”与此同时，她对珍那种不求回报的关心，也是她对女儿的真实态度：
一边埋怨着珍年轻时付出无用的热血，一边去请求珍的养子来探视她；一边旁观珍所受的冷遇，一边努力阻止珍被送去人间炼狱般的四楼病房。那仿佛是她在为自己的女儿寻找一丝可能的希望：或许跟珍一样“不正常”的女儿，不会落得无人关心的下场呢？
通过想象一个虚构的母亲，金惠珍也在书写中回顾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小说中的母亲虽然与我的母亲完全不同，但在写小说时，我也有长久地、深入地思考自己的母亲。
通过这些，我领悟到，跟我一样，生活，以及生活中出现的这些所有东西对于母亲来说，也都是第一次。母亲组建家庭、生孩子、养育孩子的过程并不容易，这其中每个瞬间都可能会有失误、从而又学习、一点点地熟悉，最后成为习惯。这也意味着，我不单单是把母亲当作母亲来看待，而是将她当作一位独立的人、一名女性来看待。”
看完这个故事，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要把母女两人的境遇设置得如此极端？
母亲一生坎坷，失去稳定工作和配偶，唯一的亲人只有女儿，直到退休年纪还要不间断地劳作。女儿是性少数群体，因此与母亲产生巨大的隔阂，高学历也换不来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这样的母女，真的能代表母女关系中的普遍状况吗？
金惠珍的设计，是为了将母女生活中关于“不正常”的琐碎争执定下一个戏剧化的锚点，“在女儿的人生中，母亲绝对不能接受的、完全无法理解的是‘酷儿
这件事。为了承认和接受女儿的生活，母亲必须要接受，但并非易事。对母亲来说，酷儿是陌生的、不舒服的、未知的，所以是令人害怕的。”当母女之间出现一个“绝不可能理解”的议题，咀嚼、吞咽、容纳它的过程变得极尽漫长又艰难，母亲为此付出的努力程度也更加清晰。在这样的前提下，母亲的坚持显得比女儿的抗拒更加有力量，“母亲不会放弃，即使生疏且缓慢，
母亲无论如何都想要逐渐接近、了解女儿和女儿所选择的生活。我想在小说中描绘母亲这种缓慢而又明显的变化过程。”金惠珍说。
“正常”意味着血缘、伦理和制度筑起的保障，但维护“正常”的生活对女性来说却如此不易。
每当母亲强调血缘和家庭的可贵，读者便会体验一次荒谬感的冲击。母亲自己显然并未从中获得太多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早逝的丈夫只留下孤独和辛苦。聪慧的女儿带来的更多是心理折磨和经济负担。母亲对传统家庭的信任像一座空中楼阁，几乎完全基于他人的评价与经历：因为有了正常家庭别人就不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因为珍这样没有家庭的人最终被社会抛弃，因为她从没见过只靠非血缘关系而幸福度过的人生。归根到底，她也没见过平凡生活的样子，不知如何实现，只能找一个最接近的参。
女儿的恋人小雨在餐厅拼命打工，还是不得不借住在女朋友家中。养老院里新来的新婚太太害怕丢工作，对趾高气昂的上司小心奉承。二楼的女房客没有伴侣，她弟弟来找人的时候她已经死在了房间里。反复请求母亲维修天花板的租客太太，脸上“掺杂了烦躁、愧疚、困惑和犹豫”。疗养院里新来的新婚太太，只能看上司的眼色行事，笨拙地奉承几句。就连疗养院的上司，看似体面的教授太太也是空有壳子，她那教授丈夫不知道在哪里高就，在人家的葬礼上，她拿盘子铺着的塑料袋装走下酒零食。
那栋“关节磨损，骨质疏松，缓缓往前倾斜的双层住宅”就像女性危险处境的写照，装满辛劳、孤独和贫困。
金惠珍生于八十年代初，和《82年生的金智英》里的女主角几乎同龄，那是一个对韩国女儿们来说特殊的年代。“压缩现代性”常常被用来形容韩国社会当下问题的根源，这个术语的提出者正是韩国张京變。几十年的爆发式经济增长使韩国缩短了社会转型的时间，在高度压缩的时间和空间内发展出的现代性，与传统的家庭主义激烈碰撞，又以各种复杂方式交融。
此书的后记作者，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后金申贤京精到地概括了这个家庭的典型性：
，还有学业优秀的女儿，这种促成韩国现代化的典型家庭，今日又面临何种处境？”
金申贤京指出，韩国女儿们今天的境遇，根源始于六十年代的韩国“家庭计划”。
当时的韩国政府鼓励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提出“养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与此同时，顽固的重男轻女传统却愈演愈烈，女性依然被要求在家庭中承担相夫教子的责任。
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和过快发展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同时存在，女性身上背负了相互冲突的双重期待。
于是女儿被期待成为“具有男根的女儿”，需要在社会成就、家庭婚姻、个人成长方面，全方位地让人艳羡。
除了“有男根的女儿”这样的社会期待，女性被塑造的自我期待也是充满矛盾的。
20世纪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之后，自由主义女性理论在韩国流行。按照女性主义学者凯瑟琳·罗滕贝格的观点，这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女性主义，它劝告女性个体规划自己的生活，以实现“工作—家庭的愉悦平衡”，“煽动女性将自己视为人力资本，鼓励她们投资自己，把受过教育的、向上层流动的女性完全转变为一般的、无性别的人力资本。”同时的妥协：她终于不再要求女儿“正常，这也意味着女性要承受个人选择的一切后果。
如果书本里描述的那种理想女性生活，根本无法实现呢？母亲好几次提出疑问，为何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女儿无法获得幸福？是不是她读了太多书，反而学会了太多反抗的方法？本该受人艳羡的女儿，为何成了社会里的失败者？
与此相对，女儿也表达过她对母亲的幻灭，“你不是说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吗？不是说每个人生活的方式都不同吗？不是说跟别人不一样，不代表是坏事吗？这不都是妈说过的话吗？”透过女儿的反问，我们可以知道母亲也不是向来如此，她也曾经相信知识和能力能给女儿带来幸福的人生。结果到头来，被要求“既要这样也要那样”的女性，变成了“既没有也没有”的人，个人努力并不能提高她的人生容错率。
经过生活的磋磨，母亲再也无法、也不能“像许久以前父母对待我那样，要女儿努力再努力”，她只能在不解中，不断地试图接住女儿。
母亲前往抗议活动现场寻找女儿，被混乱的人群包围，她询问现场的男人出了什么事，男人说出一连串她最怕听到的话“失职教师、德不配位、同性恋、不正常……”现场有支持者，反对者，以及为劝阻他们出动的警察和教职人员，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站在哪边，自己的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一刻，她终于从身体和心灵上都与女儿感同身受了。
她在医院找到女儿，听到女儿喊出一声“妈！”，这次没有再发出愤怒的质问，而是问她“吃点东西了吗？”
对金惠珍来说，在书写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自己与母亲之间的代际隔阂，回归同为女性的困境这个根本议题，这种努力本身或许是最大的收获。
她在回信中写道，“母亲生活的时代和现在我所生活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韩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上都得到了十分迅速的发展，因此比起其他国家，韩国不同世代之间的代沟似乎更大，相互之间的理解就更加困难。虽然很难，但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还是努力地从母亲的立场进行了思考与创作。”
身为女儿的金惠珍，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母亲。我问她，写完这本书，真的觉得可以理解母亲了吗？是否想象过自己可能成为怎样的母亲？
（参考文献：李连波、汪银松，《韩国式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 女性主义与韩国人口危机》。）